横穿朱雀大街的桥梁桥基南壁正视图（资料图片）
清平堡显应宫彩绘泥塑（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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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新城考古发现一座大型独立墓园
2021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的北城村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217座，围沟1处。考古表明，该墓群具有完整围沟，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有着明显的规划布局，应是一座大型独立墓园。
“围沟内已发掘217座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这批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有着明显的规划布局，墓道口位置基本一致，墓葬间距基本一致，应为一处有规划的独立的大型墓园。”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柴怡介绍，围沟内的墓葬全部为东向，呈南北纵向排列，同一列墓葬大小规模基本一致，根据规模大小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区墓葬均为规模较大的墓葬，由东向西呈5列分布，这些墓道长度均大于15米，其中31座墓道长超过20米。随葬品主要为铜钱、铜饰，少量陶器、铁器、泥饼等。西区墓葬的规模较小，东西向呈4列分布，墓葬的墓道长度小于15米，墓室深度一般不超过5米，出土器物以铜钱为主，少量铜饰件、陶器、铁器。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专家推断围沟内墓葬西区的年代应在北周至唐初这一时间段，东区墓葬应在十六国、北魏至西魏时期，整体而言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墓葬规模变小，时代越来越晚。同时，体质人类学鉴定显示，墓主多为壮年，男女比例基本为1：1左右，表明其人群之间必然有共同的血缘或者地缘关系，或者有相同的文化或职业背景等关系的叠加，人群内部的凝聚力十分强大。
“北城村墓群具有完整围沟，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延续时间较长，但发现的陪葬品较少，都使其具有了强烈的独特性。其性质可能为北朝时期前所未见的大型族葬地或具有某类特殊身份人群的集中丧葬地。”柴怡表示，此次考古对研究北朝时期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相关祭祀制度及该时期人群构成、民族交汇融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陕西考古发现柳公权撰书墓志
2022年，考古人员在对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3座唐墓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方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写的墓志。
据介绍，为配合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的凤林北路东延伸段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清理发掘3座唐墓。“本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方墓志，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写。”参与此次考古发掘的陈徐玮说，该墓志长76.7厘米、宽77.1厘米、厚14.5厘米，四周线刻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每面三个，墓志正面阴刻正书42行，满行45字，共1769字。根据墓志内容确定，墓主为唐通议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严公贶，冯翊人。墓志中对严公贶生平及其家族世系有详细记述。严公贶高祖严丰、曾祖严知本、祖父严审纲，父亲为唐中期名臣严震，兄长为严公弼。严公贶的妻子为河东柳氏，是柳公权“从父女弟”，即堂妹，先于严公贶而逝，有七子一女。严公贶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廿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五岁，大中四年（850年）五月十九日葬。严公贶逝世后，长子严脩穆请其舅柳公权为严公贶撰书墓志铭，此时柳公权已71岁。
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自创“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与颜真卿齐名，称“颜柳”，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
专家表示，本次发现的严公贶墓志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载的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冯翊严氏家族谱系及其与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也为研究柳公权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西安发现我国迄今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
1月12日，记者从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考古人员在配合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项目中，发现了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
“2021年5月以来，考古人员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全民介绍，目前已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横街、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桥梁基址、朱雀大街东侧水沟及其上与第七横街相通的2座桥梁基址、安仁坊西北墙角、角门及其外侧水渠上的砖砌涵洞遗址，还发现明清时期荐福寺西北角院墙、围沟及院外2处骨灰瘗埋遗迹。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铜器、铜钱、铁器及建筑构件等。
隋唐朱雀大街是连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南北向大街，是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此次考古，在横穿朱雀大街的东西水渠上发现5座东西并列的砖砌桥基，皆为南北走向，等距离排列。桥基下的渠岸两侧叠涩砌砖（一种古代砖石结构建筑的砌法），砖基与渠岸之间开挖有生土槽，其下铺设石础，上原安置木柱，建有木桥。居中桥基最宽，桥基北侧发现5个础石遗迹，其中尚存3个。两侧4处桥基略窄，南北两侧各存4对础石。据考古实测，中桥就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
“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外，与朱雀门和明德门遥相呼应，体现了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张全民称，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是明清都城中轴线上设置五桥的发端，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榆林清平堡考古实证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经过抢救性发掘，位于毛乌素沙漠中的一座明代长城城堡——清平堡遗址显露“真容”。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清平堡遗址揭露出中心楼、南门及瓮城、显应宫、民居与商铺、堡外的寺院等遗迹，出土大量建筑构件、生活用瓷碎片、彩绘泥塑神像。考古证实，该遗址具有军事和商贸双重功能，在使用过程中，营堡内及周边发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清平堡遗址位于榆林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为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同时也是明蒙之间互市的场所之一。堡内外高低起伏，为流沙覆盖。“3年来，我们在清平堡遗址揭露出中心楼、南门及瓮城、显应宫、民居与商铺、堡外的寺院等遗迹。”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于春雷介绍，中心楼原本为一座高台楼阁建筑，位于清平堡的规划中心位置，现仅存台体部分，台体下设四出券洞，连接堡内四条主干街道。中心楼本身及其在城址中的建筑布局，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的市场，反映出营堡的商业功能属性，这是营堡自我定位的一个体现。另外，南门及瓮城址的军事防御属性则是营堡修建时自我定位的另一个体现。在中心楼南侧街道两侧清理出分布有较为密集的小型建筑10余间，这批建筑分布密集，多为“一宇两内”的结构，住房内有砖砌火炕，院落中有碾房或磨房的遗迹，为当时驻堡军民居住的普通民居和商铺。这样格局的民居建筑，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当地还是占据主流地位。这些遗迹反映了在清平堡中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的情况。
显应宫位于中心楼西侧偏北，平面为长方形。建筑结构保存完整，由砖砌的照壁、大门、院墙、戏台、东西两庑、正殿、寝宫等部分组成，整体呈轴对称分布。显应宫的前朝后寝、戏台与照壁、东西两庑的结构，都体现出浓厚的中原文化因素。在东西两庑出土的泥塑神像可分为两大类，分别是明朝风格的形象和蒙古风格的形象，反映出当时在清平堡内，蒙汉两族人民交流融合、平等共处的情况。
“清平堡在修建之初的定位是军事和商贸，在使用过程中，营堡内及周边发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于春雷说，以清平堡为代表的长城遗址是长城两侧的民族与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的场所，参与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参与了中华文明的交流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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